大风热搜网一脚踏进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的市中心，仿佛瞬间穿越回了1974年。那些废弃的公寓楼，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孔，像是被岁月刻下的一道道伤疤；地板上散落着当年居民逃亡时没来得及带走的东西——一件蓝白相间的衬衫、一只小小的童鞋、几叠泛黄的杂志，全都被厚厚的灰尘埋了大半。厨房里的架子上，还有几罐没开封的罐头，几十年过去，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在等着主人回来。这不是电影里的场景，而是这座被分裂了半个多世纪的岛屿，最真实的模样。一条“绿线”，把岛屿分成两半，一边是希族塞人的家园，一边是土族塞人的领地，中间是蔓草丛生的“死亡地带”，只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巡逻车，还有几只流浪猫，偶尔会在这里穿行。如今，新一代政治家终于又要重启谈判，可那些深埋在乱葬岗里的遗骨、被迫分离的夫妻、一辈子没能回到家乡的难民，还在等着一个答案：这道横跨地中海的伤口，到底要等多少代人，才能真正愈合？
这些被废弃的公寓，就处在分割整个岛屿的非军事化停火线内，像是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从1974年那些家庭逃离的那天起，他们就再也没能踏回过自己的家。这场冲突算起来，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到现在还是一直没个定论。
走到楼下的街道，更是一片荒芜。废弃商店的百叶窗早已生锈，在太阳底下晒得从原本的褐红色变成了惨白，风一吹就吱呀作响。茂密的杂草顺着倾颓建筑的墙壁往上爬，把整个房子裹得严严实实。更让人唏嘘的是，一处废弃的地下展厅里，还停着48辆丰田汽车，全都积满了灰尘，像是一群被遗忘的“老兵”，默默诉说着当年的混乱。
这条把南部希族塞人和北部土族塞人隔开的“死亡地带”，平时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巡逻，除了巡逻车，就只有几只流浪猫敢在这里随意穿行，给这片死寂的土地，添了一丝微弱的生气。
大家都叫它“绿线”，其实这条缓冲带的由来，最早能追溯到1963年。那一年，为了结束两个族群之间的血腥冲突，谈判人员特意用绿色的蜡笔，在首都尼科西亚的地图上，划出了这条分界线——“绿线”这个名字，也就这么一直沿用了下来。
而它真正固定下来，是在1974年。那一年，土耳其突然出兵，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三分之一的土地，后来停火协议签订，战斗中止，可这条绿线，就再也没有移动过分毫。说起来，当年土耳其出兵，理由是“保护土族塞人这个少数民族”，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几天前希腊军政府支持的政变——当时政变分子夺取了尼科西亚的政权，一心想让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
虽然现在两边的生活，看起来尽量恢复了常态，但裂痕从来都没有消失。在分界线土族塞人那一侧，能看到有妇女在阳光下晾晒衣物，日子过得平淡而琐碎；可对面缓冲区内，那些无人居住的公寓墙上，密密麻麻的弹痕依旧清晰可见，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当年的战火。
1974年的那场入侵，留下的伤痛，直到现在都还在隐隐作痛。当年土耳其军队和民兵犯下的暴行，让两个族群彻底结下了仇怨：大量的希族塞人，吓得逃离家园，纷纷跑到了岛屿的南部；而原本居住在南部的土族塞人，则反过来往北逃，生怕遭到希族国民警卫队和民兵的报复。
那场混乱中，数千人失去了生命。更让人揪心的是，还有2000人凭空失踪，其中包括1500名希族塞人和490名土族塞人，这些人的失踪，从1960年代两个族群爆发暴力冲突开始，一直持续到1974年土耳其入侵之后。很多人的遗骸，直到几十年后，才从乱葬岗里被找出来，而寻找、辨认这些失踪者遗骨的工作，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我不认可‘冻结的冲突’这种说法，这根本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冲突。”全岛女性组织“跨越分歧之手”的创始人玛格达·泽农，提起这件事就忍不住感慨。在她看来，这半个世纪以来，两边一直都在推行“民族主义”叙事，不停地向民众强调对方的罪行，久而久之，两个社群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隔阂也越来越深。
泽农还特意强调，很多人把1974年土耳其入侵，当成是冲突的起点，这其实是不对的——它忽略了十年前，针对土族塞人这个少数民族的族群暴力。“真正的起点，应该是1963年，”她说，“只有从那一年算起，才能真正看懂这场分裂的悲剧。”
泽农自己，也是这场悲剧的亲历者。她的希族塞人叔叔，在1974年土耳其入侵的第二阶段被杀害，直到2006年，他的遗骨才被找到。“这几十年里，我婶婶一个人，带着两个四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依靠，日子过得有多难，可想而知。”泽农说，像她婶婶这样，丈夫失踪后独自艰难生活的女性，还有很多很多，她们一辈子都在煎熬中度过，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
她还回忆起了叔叔遇害的细节：“当时我叔叔正在北部的一个村庄探访，结果土耳其民兵带着一份八人的名单进了村，我叔叔的名字就在上面。他们把这八个人，带到了北部一个混居村庄的广场上，还命令当地的村民，用石头把他们砸死；那些没断气的，就被民兵近距离开枪打死，手段残忍得让人无法想象。”
几十年过去了，两个族群之间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慢慢消融，反而越来越深，彻底刻进了骨子里。在2003年之前，两个社群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往来，直到2003年，部分检查站重新开放，两边的人才有了零星的接触。
2004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了欧盟，但当时的它，还是一个部分被占领、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而北部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直到现在，也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的存在，其他国家都不认可。这些年，大家也不是没有尝试过解决冲突——本世纪初，还有2017年，都举行过冲突解决谈判，可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
其实，大多数谈判方案，都提出过“联邦制”这个解决办法：让南北两个社群，在一个负责外交政策的松散权力共享政府之下，各自实行自治。想法听起来很美好，但真正要落地，却难如登天——双方的分歧太大，想要达成一致，简直比登天还难。
过去五年，两边的关系更是一路走低，变得越来越僵硬。之前，土族塞人那边的领袖是埃尔辛·塔塔尔，他是个强硬派，对谈判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他背后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一直主张“两国方案”，也就是承认现在的分裂现状，让南北两边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一点，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不过，事情在去年十月有了转机。在土族塞人的选举中，温和派的联邦主义者图凡·埃尔胡尔曼，以巨大的优势当选为新领袖。这个结果，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土族塞人早就厌倦了这种“不被承认、陷入僵局”的生活，他们渴望重启谈判，希望能早日结束分裂的状态。
另一边，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尼科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也表示自己的政府愿意对话，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可问题是，他的支持者，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而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妥协，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关键。除此之外，希族塞人还有一个担忧：他们怕这种“权力共享”的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只会导致持续的政治僵局，最后还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更麻烦的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还提出，要把“塞浦路斯未来加入北约”“土耳其停滞的入盟进程”，都纳入到谈判协议中——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让本来就很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棘手。
有消息说，未来的谈判，大概率会选在缓冲区内的一座旧机场里。这座机场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现在是联合国政治团队的驻地，选择在这里谈判，也算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虽然最近一次因为敌方子弹导致的死亡，还是在1996年，但那场战争留下的创伤，直到现在都还很鲜活，从来没有被遗忘。“只要双方的政治家，不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好好谈，缓冲区内的紧张和不安，就会慢慢升级。”联合国维和部队发言人阿利姆·西迪基说。
他还透露，现在北部有数千名土耳其本土的驻军，而南部，也有数千名由希腊军方领导的国民警卫队，两边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而且，双方还一直在扩建自己的军事工事和边境哨所，一刻不停地监视着对方的动向，生怕对方有什么异动。
夹在两军之间的，是大约80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他们的任务，就是巡逻这条长达184公里的绿线，维持两边的和平。“我们的职责，只是守住和平；而缔造和平，那是政治家们的使命。”西迪基的话，道出了维和部队的无奈。
这条非军事带，在尼科西亚市区最窄的地方，只有三米宽，一步就能跨过去；可到了塞浦路斯的乡村地区，最宽能达到七公里，里面不仅有农田，还有少数有人居住的村庄——皮拉村，就是其中一个罕见的特例，这里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混居的地方，两边的人，和平相处，互不打扰。
“在我心里，塞浦路斯从来都没有分裂过。”在皮拉村工作的土族塞人医生奥坎·达勒说。在这个小村子里，药店是希族塞人开的，肉铺老板却是土族塞人，大家平日里互帮互助，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一点都不觉得，两个族群住在一起有什么问题。”达勒笑着说，“或许，我们这个小村子，未来能成为一个范本，告诉所有人，希族塞人、土族塞人，还有其他族群，是可以重新在一起生活的，是可以放下仇恨、握手言和的。”他还说，自己出生在一个统一的塞浦路斯，1974年冲突爆发的时候，他才十岁，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条人为划分的边界。
而在皮拉村，化解潜在冲突、维持两边和平的，还有联合国警察分队的队员，其中就包括几名爱尔兰警员。“我们采用的是社区警务模式，就是深入到村民中间，和大家打成一片，一旦发现紧张气氛升级，就及时出面调解，让一切都回归正常。”警司保罗·斯莱特里说，他是这个特派团的副指挥官。
斯莱特里还强调，在这里，最微小的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激化两边的矛盾。“我们就处在中间地带，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守在这里，及时化解那些小摩擦，才避免了很多事端的发生。”
其实，想要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家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除了“统一联邦国家的运作机制”这个核心议题，还有很多极具争议的问题，比如冲突遇难者的正义诉求、当年被没收财产的归还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很难达成一致。
赫里桑索斯·扎内托斯，就是当年冲突的受害者后代。他在土耳其入侵三年后出生，从一出生，就成了自己祖国的难民。他的父母，曾经都居住在塞浦路斯东北海岸的法马古斯塔市，那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当年，听说土耳其军队要打过来，大量的希族塞人，都慌慌张张地撤离了法马古斯塔市，曾经热闹繁华的海滨度假区瓦罗沙，也一夜之间变成了鬼城，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烟火气。“当时，人们都以为，只是暂时离开，只带了随身的衣物和一个小包，想着过几天就能回来，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离开，就是一辈子。”扎内托斯说。
后来，停火线慢慢固化，变成了永久的边界，他们当年在法马古斯塔的财产，也全都被没收，再也拿不回来了。而塞浦路斯南部的当局，也接管了当年土族塞人遗弃的房屋，用来安置像扎内托斯一家这样，从法马古斯塔等地逃离过来的难民。“我就是在拉纳卡的一处土族塞人住宅里出生的，”扎内托斯的语气里，满是无奈。
扎内托斯还讲了自己姑姑的故事。当年入侵结束后不久，他的姑姑雅典娜，还有姑父，试图偷偷返回法马古斯塔，想多拿一些家里的东西，他们觉得，只是短暂回去一趟，应该不会有危险。可没想到，他们刚出发，就被土耳其军队拦截了。
军队把男性和女性、老人分开，姑姑和姑父，就这样被强行拆散，那也是姑姑最后一次见到姑父。“直到现在，姑父的遗体都没有被找到，姑姑几年前去世了，到死都不知道，姑父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生是死。”扎内托斯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就是这场分裂带来的悲剧，它拆散了无数个家庭，让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遗憾和思念里。”
每次驱车前往法马古斯塔，扎内托斯都会在靠近南北检查站的一个小路口停车——就是在这里，他的姑姑，当年试图返回希族控制区时，和姑父被强行分离。这个地方，承载着姑姑一辈子的遗憾，也承载着扎内托斯一家，对和平的渴望。
现在，扎内托斯是法马古斯塔市议会的副市长，这个市议会，是一个流亡的地方政府，代表着那些流离失所的希族塞人社群。作为左翼反对党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成员，他一直希望，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能真正推动和平协议的达成，能让他们这些难民，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参与重建法马古斯塔，”扎内托斯说，他心中的法马古斯塔，不是单一族群的城市，而是一个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混居的“双社群城市”，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没有仇恨的城市。
扎内托斯还发出了警告：“如果当代的政治家，再一次错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机会，那代价，将会极其高昂。要是再等五十年，这种分裂的状态，就会变成既定事实，到那时候，再想统一，就真的难如登天了。”
梅尔特姆·翁乌坎·萨马尼，也曾亲身经历过谈判破裂的绝望。2017年，联合国在瑞士克兰斯-蒙塔那斡旋，推动塞浦路斯两边进行谈判，当时她是时任土族塞人领袖穆斯塔法·阿肯哲的顾问，全程参与了那场谈判。
她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政府，还有土耳其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愿意达成和平协议，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却一直迟迟不推进，最后导致谈判破裂。“在我看来，这场冲突，对他们（希族塞人）更有利，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想真正解决问题。”萨马尼说，除此之外，土耳其方面，其实也安于现状，并不急于改变。
萨马尼还说，生活在北部那个“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土族塞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在亚马逊上订书、申请数字银行账户，这些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却难上加难。“一边是安于现状，不用承受这些麻烦；另一边，却要日复一日地面对这些困难，这太不公平了。”这位前高级顾问，语气里满是无奈。
在萨马尼看来，想要达成和平协议，最关键的，是政治家们要放下私心。“如果政治家们，坐在谈判桌前，想的不是如何解决冲突、让民众过上好日子，而是想着下次选举能不能当选，那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有接近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的消息人士透露，现在两边，其实正在“洽谈启动谈判”的相关事宜。赫里斯托祖利季斯的政府认为，土耳其，将会是谈判背后最大的阻碍——毕竟，土耳其一直掌控着北部的局势，而且之前也一直支持“两国方案”。不过，土族塞人新领袖埃尔胡尔曼，到目前为止，一直巧妙地维持着和安卡拉（土耳其首都）的支持，这也给谈判，留了一丝希望。
“大多数土族塞人，都渴望统一，他们希望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希望能实现联邦制，实现两个族群的权力共享。现在，主动权，就在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的手里了。”一位联合国消息人士，这样评价当前的局势。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国际关系教授哈里·齐米特拉斯，却对此充满了担忧。他说，现在，推动政治家们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动力，正在慢慢消逝。“分裂已经持续了五十年，破镜难圆，想要让两个族群，重新放下仇恨、融为一体，真的太难太难了。”说完这句话，他无奈地叹息着——这句话里，满是对这座岛屿的惋惜，也满是对和平的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