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以及近年来不断冒头的军事扩张、扩军备战危险倾向,我国在2月24日果断出手,出台强硬反制措施:将三菱造船等20家助力日本军事实力提升的日本企业,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时把另外20家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明确释放警示信号。

如今距离中方出台措施已经过去大半个月,日本方面才后知后觉意识到,此次管制的影响范围,远不止上榜的这几十家企业,后续连锁反应正在逐步显现。据《日本经济新闻》3月12日报道,日本权威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TSR)当天发布最新数据,彻底揭开了此次管制的波及范围:管控名单内企业的日本国内合作方,哪怕是和军工无关的普通业务伙伴,数量就近万家;而关注名单内企业的国内合作方,更是接近4万家,这份数据一出,立刻让日方对管制影响扩散产生了强烈担忧。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调查报告,在日本业内极具权威性,一直是衡量日本经济走势的核心参考依据,过往多次重大经济事件中,其发布的数据都被广泛采纳,为各界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对日本宏观经济分析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次调查,该机构依托自身覆盖约440万家日本企业的庞大数据库,除了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公司之外,对两份名单上的所有实体,开展了全业务线合作方排查,哪怕是非军工领域的普通合作也全部纳入,并且按照直接合作的一级伙伴、间接合作的二级伙伴分类统计,剔除重复企业后得出精准数据。
数据显示,管控名单企业的一二级合作方总计9538家,其中92.7%都是非上市企业,87.2%的企业注册资本在1000万日元及以上,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报告提到,管控名单里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国防、航天、船舶、发动机等制造领域,对应的合作方也以制造类企业为主,其中同时涉及采购和销售业务的制造业合作方有3590家,占比接近37.6%;其次是批发业企业2791家,占比29.2%,主要负责给名单内企业供应各类原材料和机械设备。
和管控名单不同,关注名单纳入了斯巴鲁、引能仕、三菱材料等多个行业的龙头企业,直接带动合作方数量大幅增加,总数差不多是管控名单的4倍。从行业分布来看,关注名单合作方里制造业依旧最多,有13289家,占比34%;批发业次之,有9091家,占比23.3%;其他服务业4732家,占比12.1%。报告同时提醒,目前还没法准确预判此次管制对日本供应链和商业流通的具体影响程度,后续波及范围还需要持续跟踪;并且特意叮嘱日本企业,要全面排查自身供应链和合作渠道,不排除中方后续会追加更多管制措施的可能。
受战后和平宪法约束,日本原本无法重新成为军事大国,但近些年,日本一直急于在全球安全格局中谋求所谓“正常国家”地位,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持续加大国防军费投入。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执政后,日本更是加速向全球军工强国迈进,试图放宽国防出口限制,加大国内军事领域投资,这些危险举动,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为了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我国商务部在2月24日正式发布公告,出台此次出口管制措施。从名单内容来看,上榜企业都不是普通商业公司,而是日本军工和军民两用产业链里的核心企业,涵盖重工集团、航空航天制造商、防务电子企业和关键科研机构,几乎覆盖了支撑日本军事能力的核心环节。作为配套措施,中方同时将20家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这份名单虽然不是全面禁令,但意味着这些企业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会迎来更严格的审查。
多家海外媒体评论指出,中方此次行动,直接瞄准日本的“再军事化”野心。彭博社援引分析人士观点称,被列入名单的日本实体,深度参与舰船、战机、雷达、导弹等各类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和以往的反制措施相比,此次出口管制更加精准有力,体现出中方运用相关工具的能力不断强化,以此向日本方面施加战略压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表示,中方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举动十分必要,日本近年来扩军备战,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他还指出,高市早苗政府正把日本推向对华对抗的道路,中国没有义务配合和支持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辰也提到,如果日本在军事建设上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中方保留将制裁范围扩大到民用领域的权利。
中方在相关公告中也特意强调,本轮管制措施,目的是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此次列名仅针对少数特定日本实体,措施也仅限于两用物项,不会影响中日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普通日本企业,完全不需要为此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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