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热搜网不妨先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从巴伐利亚静谧的工业园，到柏林繁华的市中心，走在德国任意一座城市的街头，你会发现内燃机汽车依然是街头的绝对主角。引擎的轰鸣、换挡的顿挫，这些熟悉的声响和气味，早已融入德国人日常出行的节奏里。反观电动车，即便性能越来越迅捷，却总显得“悄无声息”，在现实街景中始终难以占据同等分量。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欧洲人对汽车的感情，远不止“代步工具”这么简单。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汽车承载着浓厚的情感记忆——既是战后“经济奇迹”时期全民开车出行的生活印记，也是德国工业从废墟中崛起、重获全球认可的集体荣耀，更藏着这个以汽车工业立足的国家，对自身制造实力的深层自信。
也正因如此，当欧盟最近放出松绑“2035年燃油车禁令”的消息时，德国政客的表态才格外有代表性。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主席曼弗雷德·韦伯直言：“我希望大家把汽车当成值得推崇的文化符号，而不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这里说的“值得推崇”的对象，其实就是支撑德国工业体系和国家认同的核心——内燃机。
反观新能源汽车，处境就有些尴尬了：它能登上展会展台，也被写进了政策法规，却始终没能真正融入欧洲汽车工业长期形成的技术体系，更没能走进欧洲人的情感认同里。这种“融不进去”的状态，正是欧洲汽车电动化转型最真实的困境，也是最棘手的挑战。就像不少欧洲人说的：“在欧洲开电动车，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聊聊这场政策摇摆的来龙去脉。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要放宽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要求，把新车“零排放”目标调整为比2021年减排90%。虽然这份草案还需要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走完流程才能生效，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关于2035年禁燃令的政策方向，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松动。
你可能还记得，两年前2035年禁售燃油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到时候，任何排放二氧化碳的乘用车都不能新注册上路。这个目标不只是欧盟“绿色新政”的标志，更藏着明确的战略考量：用一个不可逆的时间表，逼着整个产业向电动化转型，同时巩固欧洲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先地位。可如今政策突然松口，也暴露了一个绕不开的现实：当理想中的转型路径遇上复杂的产业现状，政策本身也扛不住压力了。
政策信号一释放，欧洲汽车行业立刻炸开了锅。支持者说这是尊重现实的务实调整，反对者则警告，这会削弱欧洲的转型决心，拖累长期竞争力。但在我看来，这看似只是排放指标的微调，实则是欧洲对汽车电动化态度的重大转变——这是欧洲第一次如此直白地露出犹豫和退让的姿态。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不只是政策分歧那么简单，更反映出欧洲汽车产业在新能源转型中躲不开的深层矛盾。
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还有大部分传统车企，都在强调“技术开放”，希望给混合动力和高效燃油车留足空间。政策草案公布后，德国总理默茨当场表态欢迎，说“很高兴看到欧盟放宽对汽车行业的监管”。大众汽车也评价这份提议务实且“经济合理”，既控制了排放，又给燃油车保留了市场，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宝马则直言，欧盟“承认内燃机还有未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而另一边，部分北欧国家、环保组织，还有那些已经重金押注电动化的企业，则急着发出警告：政策松动会释放危险信号，还会削弱欧洲在新能源赛道上的长期竞争力。沃尔沃的首席商务官埃里克·塞韦林松就直言，政策反复会让企业对欧盟法规的稳定性失去信心。
其实这种分歧早就有苗头了。几个月前的慕尼黑车展上，这种矛盾就已经很明显。展台上，电动车妥妥占据C位，续航能力、充电速度、智能化水平被反复强调，欧洲车企拼命想向外界证明自己还站在绿色转型的前沿。可一旦离开展台，走进论坛或者闭门会议，谨慎甚至犹豫的声音就占了上风。展台上的是美好愿景，会议室里讨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空间——这种反差，恰恰说透了欧洲汽车产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也让转型节奏不再只由绿色理想驱动。
聊完政策和产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普通消费者——他们的犹豫，才是欧洲汽车电动化最直观、也最难跨越的障碍。你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充电不方便、使用成本又高，你会选择电动车吗？
在柏林郊区一个8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通勤族弗里德里希就跟我吐了苦水。他承认自己认同环保理念，但现实条件让他根本不敢选电动车：小区地下车库没有预留充电接口，最近的公共充电桩要开40分钟车才能到，还经常要排队等。“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不是升级，而是累赘。”最后，他还是选了继续开大众燃油车，“至少我随时都能加到油，不用操心充电的事。”
像他这样纠结的德国人不在少数。成本问题也让很多普通家庭对电动车望而却步。这些年，德国的居民电价一直在欧洲名列前茅，公共充电价格还波动很大——在有些城市，快充的费用甚至比加油还贵。一位慕尼黑的出租车司机给我算过一笔明白账：一辆小型电动车每百公里大概耗电18度，如果在家慢充，每度电0.4欧元（1欧元约合8.13元人民币），百公里电费差不多7.2欧元；可要是在公共快充站充电，每度电可能涨到1欧元，百公里费用直接飙到18欧元，比同距离的燃油车（百公里耗油7升，花费约9.5欧元）贵了一倍。这样的现实差距，让很多家庭即便有买电动车的想法，也会因为复杂的充电安排和高额的使用成本而打退堂鼓。
还有一位长期往返中德的德国工程师克劳斯·特罗扬，他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特罗扬常驻南京，这些年一直开中国国产电动车，体验特别好。几个月前他回德国短期工作，按习惯在机场租车，还特意选了一款德国品牌的电动车。可提车后，他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跟他熟悉的中国电动车简洁的操作界面不一样，这款德国电动车的方向盘和中控台上全是实体按钮，操作特别复杂。“这根本不像原生电动车，更像是把燃油车改成了电动的。”他说。
真正的麻烦还在充电环节。特罗扬把车开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加油站，却发现充电设施是不同运营商管理的，接口标准不一样，支付方式也五花八门，就连现场工作人员都搞不清具体操作流程。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充上电，快充接口又频繁出故障，最后只能改用慢充，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慢慢发现，在德国开电动车，基本都要靠家庭充电——大多数车主得自己装充电桩，还得配套装光伏设备才能控制用电成本，这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前期投入。可即便这样，充电能力也只够日常通勤用。
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政策圈、产业圈里，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现实”。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这次政策调整是近五年来欧盟绿色议程中最明显的一次“让步”，背后是多重压力凑到一起的结果。首先是市场端的停滞：这些年，欧盟纯电动车在新车注册中的占比一直没能稳步提升。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11月，欧盟新注册的乘用车里，纯电动车只占16.9%，远远低于政策最初设想的增长速度。高昂的电价、不菲的购车成本、分布不均的充电设施，还有不确定的使用成本，一直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其次是产业短板的暴露。瑞典有一家叫北方伏特的电池企业，2016年成立的时候被寄予厚望，高盛、宝马、大众等都纷纷入股，想把它打造成能和宁德时代、LG化学抗衡的“欧洲电池力量”。可没想到，这家企业没能达到预期目标，2024年底就申请破产了。梅赛德斯-奔驰的董事会主席康林松就曾直言，在传统内燃机领域，欧洲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但如果非要在2035年实现100%电动车销售，欧洲在电池产业链上会高度依赖亚洲市场。
成本和就业压力更是让政策调整迫在眉睫。长期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不仅让消费者用不起电动车，也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宝马、奔驰、大众这些巨头的盈利能力都在下降。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里，德国汽车行业减少了约5.15万个岗位，成了受冲击最严重的工业部门之一。
比起整车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的日子更难过。博世计划裁员约2.2万人，采埃孚、大陆集团、舍弗勒等企业的裁员规模也从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那些处在产业链底端的中小供应商，融资难、转型空间小，不少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被迫退出市场。
除此之外，国际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和美国的存在，让欧洲汽车产业转型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困境。“中国速度”不仅体现在电动车技术的快速迭代上，更在于成本控制、大规模制造和供应链整合的系统性优势；而“美国关税”则代表着地缘政治和产业壁垒带来的现实制约，让欧洲车企的海外拓展之路更难走。
多重压力叠加之下，2035年禁燃令这个原本象征转型决心的里程碑，慢慢变成了沉重的政策负担。随之而来的，是欧盟内部立场的公开分裂，也让这场关于转型路径和承受能力的争论变得更加复杂。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德国的作用——它绝对是推动政策松动的关键力量。这种影响力不只是来自政府的立场或者产业的游说，更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你能想象吗？民调机构西韦舆论调查公司最近对5000名德国人做了调查，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允许2035年后继续销售新型燃油车的决定“正确或比较正确”。而且这种态度在过去两年里几乎没什么变化。2035年的另一项调查还显示，73%的燃油车车主希望能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开燃油车。德国人对内燃机的情感依赖，稳定又顽固，这也给了德国政府在欧盟层面争取政策空间的底气。
这种社会态度，在产业一线也转化成了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过去一年多，我跑遍了德国南部的多个汽车工业重镇，还有零部件供应商集中的中小城镇。和车企高管、工程师聊天时，一个德语词被反复提起——“Unsicherheit”，也就是“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具体？在德国南部以汽车制造闻名的小城因戈尔施塔特，我和一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负责人聊过。他的企业同时给燃油发动机、混合动力系统和电驱系统供货，几乎完美对应了德国汽车产业当前的“过渡状态”。
在他看来，大型整车企业还能靠规模和资金扛住转型成本，但对数量众多的中小供应商来说，政策和市场节奏的反复变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资金、不断试错，却始终看不到明确的终点。“我们不敢彻底放弃内燃机相关的投资，又必须拿出资源准备电动化，最后就是两头都在烧钱。”他说，过去几年，身边已经有不少同行的企业倒闭，或者被迫退出了市场。
也正因如此，很多欧洲业内人士对政策松动的态度很复杂。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就认为，欧盟对电动车政策的摇摆，既没法给产业转型指明清晰稳定的方向，也缓解不了企业的现实压力，反而会在关键节点释放出犹豫妥协的信号，让车企推迟甚至搁置战略决策，进而削弱创新动力，浪费宝贵的转型时间。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场围绕燃油车禁令的争论，其实反映出欧盟在气候目标、产业安全和全球竞争之间的艰难平衡，也暴露了成员国之间、企业之间在风险承受能力和战略判断上的巨大差异。之所以放不下内燃机，是因为它至今还支撑着欧洲汽车产业的技术体系、就业结构和出口优势；而对新能源的纠结，根源在于支撑转型的产业链、成本结构和市场条件还没完全成熟。
说到底，2035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欧洲汽车产业在时代转型关口的犹豫、焦虑和艰难抉择。看到这里，你觉得欧洲汽车产业最终能走出这场转型困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