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热搜网马克·扎克伯格这辈子第一次走进法庭，不是以Meta CEO的身份，而是作为证人，面对陪审团接受质询——原因是被指控设计“成瘾算法”，伤害未成年人。这场官司注定要被载入史册，一旦判决尘埃落定，可能会彻底改变几大社交媒体巨头的算法设计逻辑，甚至重新定义它们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上周三（2月18日），这位Meta联合创始人穿着蓝色西装、系着灰色领带，出现在洛杉矶的加州高级法院，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就“Instagram算法故意让未成年人上瘾”的指控，正式出庭作证、接受盘问。不少法律学者和社会观察者都说，这一幕，就是科技行业的“烟草时刻”——就像当年烟草公司因危害健康被推上被告席一样，社交平台终于要为自己的产品设计，接受法律的审判。
要搞懂这场庭审的分量，首先得知道是谁在起诉Meta。原告是加州一名20岁的女孩凯莉，她在诉讼里说，自己未成年时迷上了Instagram，越刷越上瘾，慢慢患上了焦虑症、恐惧症，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还在平台上遭遇过欺凌和色情敲诈。
凯莉的妈妈说，女儿有时候一天能刷Instagram好几个小时，有一次甚至创下了单日使用超16小时的记录——哪怕她一直想方设法限制女儿的使用时间，也根本管不住。
其实一开始，凯莉同时起诉了四家社交媒体巨头，但就在开庭前，TikTok和Snapchat怂了，选择和凯莉私下和解，退出了诉讼，至于赔了多少钱，双方都没说。只有Meta和谷歌旗下的YouTube，硬着头皮拒绝和解，要和凯莉打到底。
正因为这起案子同时起诉了Meta和谷歌，它被认定为“标杆案件”——意思就是，这场官司的判决结果，会直接影响全美国几百起类似的诉讼，那些同样因为孩子沉迷社交平台而受伤的家庭、学区，都在盯着这场审判，等着看结果再推进自己的诉讼。
原告的代理律师马修·伯格曼，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的创始人，他直言：“这次审判，会第一次让公众知道，这些社交媒体公司为了赚钱，到底牺牲了我们孩子多少安全。”
这场官司的核心争议特别好懂：社交媒体公司是不是故意在产品里加了“成瘾套路”？如果是，那它们就该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人）因此受到的心理健康伤害，承担法律责任。这个问题，直接挑战了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这条法律多年来一直给网络平台“开绿灯”，让它们不用为用户发的内容承担太多责任。也正因为这样，这场官司才被称为“可能改写社交巨头未来”的历史性诉讼。
虽说这是扎克伯格第一次上法庭面对陪审团，但他可不是第一次为Meta辩护。2024年，他就去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参加了一场关于“科技巨头与儿童在线性剥削危机”的听证会，还在全国直播镜头前，转身对着旁听席上的家长们道歉——那些家长的孩子，都因为社交媒体受到了伤害，甚至失去了生命。
当时，在国会议员的要求下，扎克伯格站起身，直视着那些家长说：“我对你们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没有人该承受你们家庭遭遇的痛苦。” 这一幕看着很有冲击力，但很多家长事后都说，他们要的不是镜头前的道歉，而是Meta真的能改算法、担责任，可实际上，Meta并没有受到任何立法层面的处罚——毕竟，他们每年花在美国国会游说上的钱，就超过2000万美元，是美国游说投入最多的企业。
但法庭和国会不一样，面对陪审团，扎克伯格没有任何“豁免权”，必须接受对方律师的步步追问和驳斥，每一句话都得反复斟酌，因为哪怕说错一个字，都可能影响陪审员的判断，改变整个案子的走向。
2月18日那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扎克伯格走进了法庭，现场几乎坐满了人——几十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有人甚至在法院台阶上睡了一夜，就为了能占到一个座位。原告凯莉也坐在旁听席上，亲眼看着扎克伯格为自己公司的行为作证。
法院门外，还有几十名家长手拉手站在一起，为那些因为社交平台受伤、甚至逝去的孩子守望。有两位家长接受了媒体采访，说起了自己的悲剧：朱莉安娜·阿诺德的女儿，据称是在Instagram上买了芬太尼后去世的；乔安·博加德的儿子，看了YouTube上的“窒息挑战”视频，模仿后不幸身亡。
“看到扎克伯格坐在法庭上作证，感觉像做梦一样，” 阿诺德在庭审休庭时对记者说。这几年，她一直在公开呼吁Meta做出改变，现在终于看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站在了陪审团面前。“这些审判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它们终于要让这些科技公司，为自己知道的真相、做的设计决策，还有那些以牺牲我们孩子为代价的权衡，承担该有的责任。”
原告方的主律师马克·拉尼尔，是出了名的“凌厉派”，庭审中，他一遍又一遍追问扎克伯格，目的只有一个：让陪审团相信，Meta的每一个关键决策，扎克伯格都直接参与其中，他逃不掉责任。
庭审中最激烈的交锋，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Meta是不是从公司战略层面，就把“增加用户使用时长”当成目标来设计产品？这直接关系到，他们是不是故意要让用户对平台上瘾。
原告的诉状写得很直白，直指社交平台的产品本质：“它们抄了老虎机的行为学、神经生物学技巧，还有香烟行业的套路，故意在产品里加了一堆设计，目的就是让青少年刷得停不下来，这样就能赚更多广告费。”
这些被指控的“成瘾设计”，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无限滚动的内容、自动播放的视频、精准推送的算法，还有时不时弹出的通知。诉状里说，这些功能不是偶然设计的，而是精心算计的商业决策——未成年人心理还没成熟，最容易沉迷，只要他们刷得久，平台的广告收入就会越多。
雪城大学高级媒体管理项目主任亚当·佩鲁塔说：“这案子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盯着的是产品设计模式和功能，过去五到七年，社交媒体一直在大力推行这些策略，比如无限滚动、量身定制的推荐算法，现在终于要为这些策略负责了。”
拉尼尔在庭审中，拿出了一份关键证据——Instagram负责人亚当·莫塞里之前出庭时提交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Meta曾给Instagram定过明确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目标：2023年要达到40分钟，2026年还要涨到46分钟。这就直接证明，Meta是故意想通过算法等手段，让用户刷得更久。
面对这份证据，扎克伯格赶紧辩解：Instagram过去确实有过时长久标，但后来已经改成以“用户效用和价值”为核心的衡量标准了。他说，自己“不是在追求用户每月花在平台上的时间”，因为“如果做的事情对用户没好处，他们短期内可能会多刷一会儿，但长期肯定会放弃使用”——他还把这套说法，说成是为了打造“可持续的社群”。
可原告律师立马就拆穿了他：2024年国会听证时，扎克伯格明明说过，Instagram的员工“没有”被要求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成了庭审中最致命的攻击点——扎克伯格这种前后不一的表述，很可能会让陪审团对Meta的政策产生反感，觉得他们在撒谎。
拉尼尔还追问扎克伯格：开庭前，他有没有看过凯莉的Instagram内容？扎克伯格说，工作人员让他“看了一些”。话音刚落，拉尼尔就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10米宽的超大拼图——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凯莉在Instagram上发的几百张自拍照。
拉尼尔让扎克伯格仔细看这些照片，然后追问：一个已经明显成瘾的孩子，她的账号有没有因为使用异常，触发平台的审查机制？面对这个问题，扎克伯格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整场作证下来，扎克伯格全程都处于防御状态，看得出来，这都是Meta法务团队提前精心准备好的。他频频纠正律师的提问措辞，还好几次打断质询，嘴里反复说着“我觉得你误解我了”“你在曲解我的话”。
法律专家事后评价，扎克伯格这次算是“稳住了”，没出什么大错。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总结说：“他这次能做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
除了“成瘾算法”，庭审的另一个核心争议，就是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到底有没有用。这其实是所有社交平台的通病——不管定多少年龄限制，未成年人总能想办法绕过去。
Instagram规定，用户必须满13岁才能注册，但拉尼尔引用了一份Meta的内部评估报告，上面估计，光2015年一年，就有超过400万13岁以下的孩子，在使用Instagram。面对这个数据，扎克伯格辩解道：很多孩子注册时会谎报年龄，Meta也一直在开发更多方法，识别并清除这些未成年用户。
不光是年龄限制形同虚设，原告方还提交了一份Knight-Georgetown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揭露了一个更扎心的事实：Meta内部文件里，把10到12岁的“青少年前期”孩子，当成了“特别有价值”的用户群体——原因很简单，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容易长期留在平台上，能给平台带来更多收益。这份文件，直接把Meta“用心培育年轻用户”的漂亮说法，戳成了“为了赚钱利用孩子”的真相。
除此之外，律师还专门就“整容滤镜”的问题，质询了扎克伯格。Meta曾经临时禁止过整容类的数字滤镜，但后来又取消了禁令。扎克伯格说，公司最终决定解除禁令，同时不会主动向其他用户推广这类滤镜——他说这是在“用户自由”和“潜在危害”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
庭审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特别有戏剧性：扎克伯格的随行团队里，有几个人进法院时，戴了Meta和雷朋合作的AI智能眼镜。这款眼镜能偷偷录音、录像，主审法官发现后，当场严厉警告：谁敢在法庭上录制，就以“藐视法庭”论处。
扎克伯格作证结束的第二天，一名在Meta工作了十年、全程参与公司广告体系搭建的前员工布莱恩·博兰德，也出庭作了证。他重点说了，Meta的营收野心，是怎么具体影响产品设计决策的——这是迄今为止，来自Meta内部最犀利、最直接的证词。
另外，YouTube的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古德罗，也被安排在下周一出庭作证。
这场官司之所以能引起全世界关注，核心原因就是它想打破一个长期保护科技公司的“保护伞”——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这条法律规定，互联网平台不用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些年，正是靠着这条规定，社交媒体公司才能规避大部分法律麻烦。
但这起诉讼换了个思路，不纠结于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而是盯着平台本身的设计功能。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卡罗琳·库尔在裁决中明确说，陪审团必须判断，“无限滚动”这类设计功能，是不是导致了用户的心理健康伤害，而不能只看用户刷到的内容本身。
在去年10月的一份裁决里，库尔法官还写道：“那些所谓的成瘾性平台功能，比如无限滚动，不能和出版商编辑信息相提并论，它们造成的伤害，是由设计本身导致的——这些功能影响的是用户和平台的互动方式，和用户刷到的第三方内容是什么性质，没有关系。”
Meta的辩护思路很清晰：他们不否认凯莉有心理健康问题，但坚称Instagram“不是主要原因”；他们说，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不能让一个平台承担所有责任；同时，他们还强调，自己已经推出了“青少年账户”、默认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安全措施，尽到了该尽的责任。
但内部文件的曝光，成了Meta最大的“软肋”。那份把“青少年前期”用户当成高价值目标的文件，那些定好40分钟、46分钟使用时长目标的内部备忘录，让Meta对外宣称的“以人为本”，变得格外空洞。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反差，才是陪审团最终要判断的核心——Meta到底是不是明知故犯，为了赚钱牺牲孩子的健康。
如果这场诉讼的策略成功了，就会为全美国几千起类似的诉讼，打开一扇大门。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名个人原告、几百个学区，还有40多个州的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了诉讼，所有人都在盯着这场“标杆案件”的结果，看它能带来什么改变。
与此同时，Meta在新墨西哥州，还面临着另一场官司——由该州总检察长提起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指控Meta没有阻止平台上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行为。两场官司同时推进，让Meta的法律压力一下子翻了倍。
很多分析人士都把这场官司，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烟草诉讼相提并论。如果Meta和谷歌这次败诉，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运营逻辑，可能会被彻底改写。
回顾一下烟草诉讼的历史：1994年，密西西比州率先以州政府的名义，起诉烟草公司，要求赔偿因烟草相关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这种做法后来被其他州效仿，同年，美国烟草公司的CEO们集体去国会作证，还发誓说“尼古丁不会让人上瘾”——这些画面，后来成了压垮烟草行业的关键证据。
随着越来越多尼古丁成瘾的证据曝光，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四年后，美国46个州和四大烟草公司达成和解，烟草公司同意向各州支付超过2460亿美元的赔偿金，还接受了一系列广告限制，比如不能用卡通形象（像骆驼乔）针对未成年人做营销。
这场社交平台诉讼，和烟草诉讼有三个核心相似点：第一，内部文件都是关键证据——烟草公司早就知道尼古丁成瘾，却一直对外否认；Meta也是一样，内部文件和公开说法完全不一致。第二，针对未成年人的定向营销，都是核心指控。第三，突破口都不是直接证明“产品有害”，而是证明公司明明知道有危害，还故意做不道德的设计决策。
当然，现在判决还没出来，谁也说不准最终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这次官司输还是赢，Meta几乎一定会上诉。原因很简单：一旦陪审团的判决生效，就会对剩下的1600多起关联诉讼，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Meta肯定会想尽办法，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同时在法律适用上找机会翻盘。
但不管怎么说，这场审判已经是一个里程碑：它让全球最大社交网站的负责人扎克伯格，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宣誓着回答律师的盘问和驳斥；它让一群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社交巨头是不是故意设计“成瘾算法”，是不是该为伤害未成年人负责。无论结果如何，它都将给整个科技行业，敲响一记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