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热搜网一份公益机构年报，让陈行甲意外卷入舆论漩涡。近日有媒体曝光，陈行甲担任副理事长的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2024年给他发放的薪酬达73万元，2023年更是高达90万元。这个数字，和大家印象中“公益人就该清贫”的认知产生强烈反差。不少人质疑：做公益拿这么高工资，合适吗？
对此，恒晖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回应，基金会财务支出都经过正规审计，民政部门也已问询核实，确认没有问题。而陈行甲本人则在1月18日晚发视频表态，将启动恒晖公益基金会的职务交接，交接完成后就不再从基金会领薪水。从媒体报道到公众讨论不难看出，“高薪”与“公益”这两个词，在大家心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拿高薪不合适”的声音背后，其实藏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公益的高尚，本该和金钱划清界限。这种道德预设，让我们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公益人士到底该不该拿钱？拿多少才合理？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做公益、曾因“缺钱”引发争议的李亚鹏，最近却口碑回暖。一冷一热的舆论反差，不禁让人思考：我们对公益组织的运转到底了解多少？又对公益人有着怎样的“人设期待”？
其实，高薪争议的核心，是陈行甲的“人设”被打破了。在大众心里，做公益的理想主义者，怎么能和“高薪”挂钩？回溯陈行甲的经历：2015年主政湖北巴东县时，他的发言稿《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被写进《人民的名义》，成为剧中易学习的台词；后来他辞官投身公益，在深圳创办恒晖公益基金会，专注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领域。这样的人生轨迹，自带强烈的道德光环。
而这种道德光环，往往伴随着“清贫即神圣”的想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听过的故事都在强化这种认知：孔子周游列国被困荒野、弹尽粮绝仍坚守志向；被贬的文人墨客，用陋室彰显高洁情操，道德高尚与否成了评判人的最高标准。虽然理性告诉我们，道德水平和财富多少没有必然联系，但这种固有的叙事习惯，让这类形象自带传播力和感染力。我们下意识地期待：越是神圣的人，越该在物质上俭朴克制。
这种想象放大到公益行业，就形成了普遍的认知偏差。公益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快递盒上的“宝贝回家”、支付页面的种树入口，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公益要么是普通人的随手善举，要么是支教、义工这类遥远的榜样行为。但很少有人从“组织”的角度理解公益——作为一个需要统筹大量人力物力的行业，它到底是怎么调配资源、推进服务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公益行业里除了捐赠人、志愿者和慈善家，还有大量专职人员。如果只靠志愿者，人员流动大，项目执行很容易中断，效率也低。只有聘用全职人员，才能保证公益事业的稳定运转。比尔·盖茨就曾纠正过一个误区：他虽然捐赠了上千亿美元，但他认为，那些搬到非洲定居、在医院做义工的一线公益人，才是“最慷慨的慈善家”，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经济利益去帮助别人。
从数据来看，我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规范：截至2024年底，全国基金会数量达9801家，《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法规相继出台，其中明确规定，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能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而恒晖公益基金会2024年的年报显示，当年接收捐赠现金2123万元，公益活动支出2213万元，管理费仅占总支出的5.3%，远低于法规红线。
但长期以来，公益行业一直面临“薪资低、薪酬机制不清晰”的困境。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基金会秘书长平均年薪仅12.22万元，专职员工平均年薪更是只有6.81万元。2019年有媒体统计163家头部基金会，发现这个本科率高达83%的高学历行业，人均年薪才12万元——要知道，A股上市公司的本科率只有33%，收入却比公益行业高不少，形成了明显的“收入倒挂”。
这种低薪现状，和行业“不敢谈钱”的心态有关。有业内人士曾写道，就连一些基金会的管理层都认为，给员工多发工资会让管理成本占比不“好看”，影响机构声誉，甚至觉得高薪违背公益初心。但从现代组织的角度来看，这种道德约束并不理性。公益组织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核心是用民间力量解决政府和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而公益组织要良性运转，离不开人才；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必须有清晰的激励机制，让薪酬和责任、风险、贡献相匹配。试想一下，如果公益行业只允许“穷人”或“圣人”加入，最终留下的可能只有“平庸者”和“伪君子”。
其实陈行甲的高薪，在行业内并不算顶尖。一份民间统计的慈善基金会“薪酬榜”显示，他2023年90万元的薪资，低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等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位列第四。而恒晖基金会2024年专职人员的平均薪酬是32.75万元，虽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也符合其项目运营的需求。
早在2025年12月，陈行甲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公益人应该获得体面、合理的薪酬”。他认为，现代公益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而是需要复合型专业能力的社会工程。要系统性解决“因病致贫”这类复杂问题，必须吸引顶尖人才加入。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公益人该不该拿工资，而是薪酬制度是否公平、透明，能否经得起公众追问。
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观点：公益也分阶段——1.0是“给钱给物”的传统慈善，2.0是为特定问题搭建网络，把零散的善意和资源整合起来，3.0则是公益组织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用科学方法和数据评估项目，形成可复制、可迭代的社会创新模式。而目前，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1.0阶段，对其专业化运作了解甚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期李亚鹏会迎来舆论反转。大家慢慢发现，他主导的嫣然天使基金，10多年来完成了超过1.1万例唇腭裂手术，让上千名孩子重获笑容。这种实实在在的成效被看见后，嫣然天使基金短短几天就收到了近2000万善款。李亚鹏风评的反弹，其实是公益机构在长期信任危机中，一次破除误解的尝试——公众永远认可有成效的公益项目，而公益机构和大众之间，最需要的是建立“能见度”：让公众清楚知道机构在做什么、为什么需要运营成本、钱都花在了哪里。
有业内人士呼吁：“只有建立被社会认可的薪酬体系，一个职业才能真正立足，一个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1月18日，身处舆论中心的陈行甲宣布交接职务后不再领薪，他委婉地表示：“只有当社会能够接纳并支持优秀人才投身公益，我们的公益事业才能更规范、更专业，才能真正成体系地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而在1月20日，俞敏洪官宣聘请陈行甲为新东方总顾问，年薪150万元，双方还将携手恒晖公益基金会，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或许这一次，陈行甲去到了一个更符合公众期待的位置。
说到底，陈行甲的高薪争议，更像是一次公众公益认知的“普及课”。它让我们明白，公益不是“清贫”的代名词，专业的公益需要专业的人才，而专业的人才值得体面的回报。当我们不再用“道德绑架”看待公益人的薪酬，而是更关注公益项目的成效和资金的透明度时，公益行业才能真正健康发展。你觉得，未来公益行业该如何平衡“公益初心”和“合理薪酬”的关系呢？
